自从我们推出《知识分子图书馆》之后（至今已出版了16本），就不断地受到一些友好的询问，在此，我们简单地对这些询问作些答复——答复在此不仅仅是对于问题的说明陈述，它也是我们表示感激的一种书面方式，是对于信赖的一种充满信赖的反应。
一、为什么称这套书为《知识分子图书馆》，这个丛书名是不是过于庞大了？是不是有点夸张？
——衡量一个书名的恰当方式不应从体积和数量上着眼，因为书籍的影响不是同它的物理空间和数量成正比的，一本小书也可以产生它的爆炸性效果。我们将这套书称之为图书馆，不是考虑到图书馆的庞大存书量，而是考虑到图书馆的另一面，即它的收藏性，它的持久性，它的广泛传阅性，以及它的巨大影响性。我们正是抱着这样一个愿望来看待我们这套书的价值、影响以及它的未来命运的。知识分子在此指的是这套书的作者和读者，这套书当然不会在大众之间流通，它只能在特定的一群人，也即是说，具有反思能力的一群人文知识分子之间流通。当然，我们不至于狂妄地宣称说这是知识分子必须读的教义，但是，我们的确可以这样说，它确实只和知识分子有相关性，而且，它同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更有相关性，我们更愿意看到这些书籍皱巴巴地折叠在年轻人凌乱不堪的枕边，而不是竖立在有闲人的宽敞明亮的书架上，最终，我们的微末愿望是，它能够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前景提供绵薄之力。
二、这套书有内在的统一性，它们都是60年代以来的批评理论著述，为什么要有规模地集中翻译出版这一类的著作呢？这选编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？
——确实，这套书有一个大的松散的外围框架，比如，在已出的十几本书中，几乎都能看到福柯、德里达和罗兰·巴特的名字，都有“解构”、“文本”、“意识形态”、“叙事”等等这样的术语。这些姓名，这些术语正是批评理论最显赫的记号。《知识分子图书馆》取材于西方，旨在为中国的批评理论提供一些视野，一些启示，一些刺激，一些动力，最终提供的是一些全新的思考形式，如果考虑到批评理论在人文科学中的地位的话——在西方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批评理论已取代了传统的哲学学科的地位——它为中国提供的还可能是种全新的知识形式。将德里达置于《知识分子图书馆》的首位是我们蓄意为之的，德里达是我们这套书的一个偶像式标准，在他和他的著述中，能够显现我们选编的原则以及原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。
三、这套书准备出多少本？它的前景如何？它的市场命运怎样？
——我们也不知道这套书最终能出多少本，但是，在它没有必要出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会嘎然而止。不过，眼前的情况使我们较为满意，一切进展都较为顺利：这些书当然不会成为畅销书，但它依然有自己稳定的读者；这套书得到了出版社的支持，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是因为长年不懈地推出学术著作，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声誉；这套书的主编、编委、作者、译者的热情和认真成为这套书顺利出版的关键所在，另外，还有一些朋友和译者热情地向我们推荐书籍，联系版权，提供讯息和资料，这套书中遍布着他们的踪迹。总之，我要说，这套书是事业和友谊的结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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